我曾在報章寫過,日本留給台灣人的不只是所謂現代化的建設,更關鍵地,是一種理解世界的方式。
大學時代跟著老朱或是趙剛讀書,書本經常出現 epistemology這個字,查字典,上頭寫著:「認識論」,但究竟是什麼,還真是懵懂,課堂上也沒見有同學拿出來發問,那既然大家都懂,我也得裝著懂。
認識論--理解世界的方式。
但這又是什麼意思呢?日本人留給日治時期台灣人的世界觀會跟四九年以後來的台灣人一樣嗎?撇開階級差異的物質基礎,我想,理解世界的方式也是台灣後來有所謂族群對立的原因之一。
外公的「手帳」(てちょう,讀音:te chou,記事本的意思)上有一頁特別有意思(上圖)。筆記本的內容大約都以日文註記,年份是昭和,一直到了這一頁,出現了「民國三十六年」,後頭括弧(二十二年)。昭和二十二年加上二十五年,等於一九四七年,也就是民國三十六年。換句話說,時間若是人思考、推算、想像與記憶的座標,外公的時間非得換算成昭和。
我自己則不知道何時變成以西元來當作時間座標。非得換成西元,否則我沒有時間感。也許是從有一堆外國朋友開始?為了交流,為了標定自己與他人的事件史,也許是因為讀了大量西方著作?也許必須把民國放在世界史的角度來思考時?「民國」在我個人的時間感裡不見了。
外公的手帳另有一頁,一九四三年,他被徵召當日本兵去了,筆記本上記著要攜帶的物品,單位的計算也是日本的方式,例如タオル 三枚(毛巾三條)、鉛筆四本(四支的意思,例如酒,也是以一本來描述一瓶或一樽)。
這一頁,要上戰場的外公,筆記本上還惦記著:父母的寫真。
ps. 謝謝小弟 August 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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